这一段时间，各地发生了不少安全生产事故或者社会治安案件，有的是引发网络群体情绪潮汐般起落的大型舆情，由于影响广泛，加剧了群体情绪的波动，比如网络围攻农夫山泉事件，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引发群情激愤，对线下社会也产生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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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系统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的“幽灵老师”

这种网络群体情绪，再叠加当下经济低迷形势，就可能对社会整体情绪产生负面影响。此时一些地方发生的车祸现场，即便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故，因为会进入短视频而扩散很快，在流量池激起波动和冲击，加重这种社会心理压力。对于少数人来说，平台的算法机制有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会不断给他们推送他浏览过的各种负面信息，终于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导致悲观和失望心态。

算法机制对于一个人心理和心态的塑造和摧毁之力，可能如同泥石流一般。因为你看什么，系统就给推送什么，这种信息茧房，营造了一个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的“拟态环境”。久而久之，这就会成为你的认知，成为你眼中的世界、你相信的舆论现实，进而成为你的思想观念，并指导你的行动。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中小学生来说，他们生活中始终存在另外一个具有魔力的老师，也就是他们手中电子产品的算法机制。他们如同一个循循善诱的智能人，不断说服你，最后影响你。所以对于很多孩子，尤其是已经长大的留守儿童来说，这方面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说不定一些电子信息，已经在指导他们去做出社会不容的事情，甚至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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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大舆情具有相同的城市化规律

但是今天的文章，主要探讨近期的几件负面事件，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

我在统计梳理近期的几件较大舆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性的规律，并且是和城市化高度相关的。

比如，燕郊爆炸案的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北三县”，指的是地处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处的三个隶属于廊坊市的县级行政区。居住此处的十有八九为北京上班族，又名北京的“睡城”。虽然比较发达，但是毕竟是河北的一块“飞地”，很容易处于“灯下黑”的状态。

再如，引发未成年人犯罪讨论的初中生，来自华北的农村地区。有资料显示他们中有的是留守儿童。农村的衰落和凋敝，是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并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后果，这个已经是社会共识。法国人亨利·曼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消失》曾在中国学术界一度流行，但是显然，中国的农民是不会消失的，我们有自己的国情。

再看一些近期影响较大的事故案件，如火灾现场、爆炸现场，常常发生在城郊结合部，或者是城市保障房区，以及其它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区，总之这些地方的各种设施条件不是那么先进，人员素养也决定了很多社会治理的条条框框难以落实，一旦出现风险火苗，很容易就爆发为现实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这些爆发舆情的地方，具有如下一些规律：

常常是城郊结合部，或者是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其它社会治理的力量较难到达的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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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位于城市化退潮后的“萎缩区”

这些区域都曾经一度辉煌过，是城市化高峰期扩张的后果，但是如今已经进入了萎缩期。如同潮水退去的河滩，留下一些接近干涸的小水滩。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大浪潮时代，这些区域借助当年的资本外溢和社会资源爆发的时代机遇，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红利，高楼大厦纷纷矗立起来了，楼价飙升，外来人口入住率直线飞扬，各种城市化设施也慢慢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前景不错的城市化区域。甚至有地地方成为城市的卫星城、新城区，即便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也可能分得城市化的一杯羹。

但是问题是，随着中国社会绵延数十年、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进程进入后半程，城市化发展速度难免慢了下来。城市不再向外扩展，摊大饼和推土机的时代过去了，就是不再追求增量，而开始追求存量的优化和提升。

比如对于城市现成的文旅资源的盘活，对于老城区的提升改造，对于建成区设施的提档升级，对于大街小巷人文场景的丰富等。就像南京市中心区鼓楼区一样，开启了“再中心化”的城市化新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资源开始向城中心聚集，并慢慢撤离曾经大水漫灌过的城郊结合部，以及那些距离城中心较远的区域。

尤其在当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较慢的阶段，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城市会把人力、物力和治理精力绝大部分放在城中心和其它重点工程方面，那些郊区、城乡结合部、边缘区，就可能面临资本撤离、人员疏散、繁华不再的局面。

还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随着就业难度的增加，以及收入的降低，不少人从生活成本考虑，会从成本较高的城市中心区搬离，住进这些慢慢进入衰退期的区域。这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人员密集，素质良莠不齐，反倒加大了地方治理的难度。而且他们的出行工具更多依赖电动车等轻型工具，基层治理和社区自治陷入麻木乃至瘫痪，很容易因为一点风险火花，而出现严重后果。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治理出现力所难及的地方，基层工作者由于回报的降低，参与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对于一些风险行为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生活出现不少真空，由此就可能爆发危机。

更何况，很多研究者显示，基层的形式主义在眼下已经走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地步，这种形式主义仅仅维持表面的走过场，而实际工作反倒被忽视了，从而也导致了风险防范成为空谈。

还有一个可能性不能不提及，由于在保障重大活动或者重要会议之间，动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人力物力已经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因此在活动结束之后，各方都突然处于一个躺平和松弛状态，反倒扰乱了正常工作的生物钟节奏，风险因此如同火星一样就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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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概念内涵的厘清

上述现象，仅仅是我的一个观察，也是对于事故爆发根源的一个假说。

但是当很多事件都具有类似特征的时候，那就使得这种假说具有说服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爆发了舆情事件的结合部和边缘区，我简单称之为城市化的“萎缩区”，这和一些国家出现的“锈带”和贫民窟是具有显著的不同的。

锈带，是国外很多传统的工业区在走过辉煌的历史阶段之后，随着产业转移和资源枯竭，地方出现了锈迹斑斑的厂区，只有无可挽回的衰落。当然，近年来很多国家对于锈带进行了文化的修补和文创的注入，为锈带的重现活力带来一丝希望。

贫民窟（slum），一直是个较为敏感的字眼，但是在眼下的中国，依然可以忽视其出现的可能性。因为贫民窟主要是来自南美，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突然停滞的结果。在发展的高峰期，那里的人们从乡村前往城市，但是随着城市化的突然停滞，他们只能停留在城郊结合部，没有工作也没有良好的食物和水源，城市管理者放弃了他们，因此沦落为贫民窟。

而中国的城市化依然在持续，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这就注定这种现象不会在中国社会出现。而且，上述这些爆发舆情和事故的萎缩区，更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状态，随着经济引擎的重新启动，社会发展的资源或将再次回流，这里还将重新成为一个继续发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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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需要回归“萎缩区”

上述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很多城市的治理者，要将社会治理的目光，重新聚焦这些萎缩区。

虽然发展的资金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是由于风险的现实存在，因此这些地方值得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进行风险的排查和梳理，力争创造一个更为安全的发展环境。毕竟，即便是最偏远的边缘地区的一个角落爆发了安全事故，也是城市舆情，最终会影响到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